孙雅琴的办公室在观澜大厦十三楼东侧，窗外是朝阳公园的一片绿意。从她这个位置看出去，能看见晨练的老人、遛狗的年轻人、还有在湖面上划船的游客——一幅与世无争的市井画卷。
但她的办公桌上，却摆着两份截然不同的财务报表，像两把刀，一把对着公司，一把对着她自己。
第一份，是今天下午要提交给董事会的《观澜集团第三季度现金流分析报告》。封面用烫金字体印刷，内页的图表色彩鲜明，数据漂亮得像是艺术品：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亿元，投资活动现金流净额亿元（标注为“战略性扩张”），筹资活动现金流净额亿元，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亿元。
任何一个懂财务的人看到这份报告，都会得出同一个结论：观澜集团资金充裕，财务状况健康，正处于良性扩张期。
第二份，是锁在她电脑加密文件夹里的真实数据。如果打印出来，那些数字会呈现完全不同的故事：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实际是亿元（主营业务已在失血），投资活动现金流净额亿元（其中亿投向了邹帅私人的海外项目），筹资活动现金流净额亿元（全部是高息短期借款），而最要命的是最后一行：期末可用流动资金仅剩512万元。
五百一十二万。
对于一家员工总数超过八千、月工资支出就要三千多万、供应商应付款项高达八点七亿的集团公司来说，这个数字和零没有区别。
孙雅琴今年四十六岁，在观澜干了十八年。从普通会计做到财务副总监，她见过这个公司最风光的时候——2015年上市那天，整个财务部喝掉了七十瓶香槟；她也正在经历这个公司最危险的时刻——现在她每天的工作，就是编造数字，拆东墙补西墙，让这艘已经开始漏水的巨轮，在投资人面前还能保持“泰坦尼克号首航时”的威武模样。
窗外的夕阳把她的办公桌染成金色。她盯着那两份报表，指尖在计算器的按键上无意识地摩挲。这个动作她保持了十几年，每当遇到难题时，手指就会自动寻找那些凹凸的按键，仿佛那上面刻着命运的答案。
电话响了。
是内线，邹帅秘书打来的：“孙总，邹董问报告准备好了吗？四点半的董事会要用的。”
“准备好了，我这就送过去。”她的声音平静得连自己都惊讶。
挂断电话，她开始最后的检查。真实的那份报表，她已经通过七层加密，上传到了一个只有她和李菩提知道的云盘。而那份漂亮的假报表，她装进烫金的文件夹，抚平封面并不存在的褶皱。
起身时，她瞥了一眼办公桌抽屉。最里面放着一个相框，倒扣着。她不用翻开也知道，那是去年儿子刘子轩收到麻省理工学院录取通知书时，母子俩在机场的合影。儿子笑得灿烂，她笑得疲惫——那张通知书背后，是每年七万美元的学费，加上生活费、保险、杂费，折合人民币超过五十万。
而她，一个单亲母亲，一个在犯罪边缘徘徊的财务副总监，要如何凑出这笔钱？
邹帅知道答案。
三个月前，就在儿子收到录取通知书的第三天，邹帅把她叫到办公室，递给她一个牛皮纸袋：“小孙啊，听说子轩考上MIT了？恭喜恭喜。这是公司的一点心意，二十万，给孩子买点学习用品。”
她当时感激涕零，直到三天后，邹帅的助理送来一份“自愿借款协议”——借款金额八十万，期限三个月，月息百分之五，担保物是她名下唯一的那套房子。
“孙总，邹董说了，这钱不急，您慢慢还。”助理的笑容意味深长，“只要您好好工作，帮公司度过这个‘特殊时期’，什么都好说。”
什么是特殊时期？
就是做假账的时期。
就是挪用公款的时期。
就是把公司掏空还要装作一切正常的时期。
她签了字，用儿子的前途，换来了三个月的喘息时间。而现在，三个月就要到了。
孙雅琴抱着文件夹走向电梯时，在走廊遇见了李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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