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城京的朱雀大街尽头，工匠们正小心翼翼地拆下旧城门上的匾额。那“平城京”三个字已在风雨中矗立了数十年，此刻被缓缓取下，取而代之的是一块崭新的鎏金匾额，上书“东瀛京”三个大字——笔力雄浑，正是仿大唐书法家颜真卿的笔迹。
“从此，这里便是东瀛京了。”吉备真备站在城门下，望着匾额被稳稳挂上，声音里带着一丝庄重。他身后的百官身着唐式公服，按品级分列两侧，随着礼官一声“吉时到”，齐齐躬身行礼，算是为这座城市的新名字举行了简单而隆重的启用仪式。
这是倭国地名全面唐化的开端。天皇诏书早已传遍全国：“自今岁始，倭国诸城、山川、行政单位，悉依大唐体例更名。平城京改东瀛京，奈良改唐安城，富士山改蓬莱山，琵琶湖改镜湖……地方‘国’制改‘州’，设刺史，如大和国改和州，筑前国改筑州，与大唐内地州名对应。”
诏书附上的《新地名图谱》，用汉文标注着所有新名称的由来：东瀛京取“海东之京”意，唐安城寄寓“大唐安宁”，蓬莱山因“形似仙境蓬莱”得名，镜湖则因“湖面如镜”而称——每一个名字，都透着与大唐文化的渊源。
改名的消息刚传开时，百姓们既新鲜又忐忑。老人们念叨着“住了一辈子的平城京，咋说改就改了”，孩子们却围着新挂的路牌，学念“东瀛京”三个字，觉得比旧名顺口。
朝廷特意派了“地名宣讲使”下乡，用唐话和倭语解释改名的意义。在奈良（唐安城）的市集上，宣讲使指着新立的石碑说：“咱这地方改叫唐安城，是盼着像大唐的长安城、洛阳城一样繁华安宁。你们看，大唐的长安城多热闹，以后唐安城也会那样！”
更直观的变化是路牌和文书。东瀛京的大街小巷，旧的倭语路牌被全部换下，新牌用汉文书写，“朱雀大街”“长安路”“蓬莱巷”……连最偏僻的小巷都挂上了唐式路牌。官府文书里，“和州”“筑州”的字样取代了旧“国”名，刺史的印信上刻着“和州刺史之印”，与大唐的“齐州刺史之印”形制完全相同。
富士山改名蓬莱山的仪式，在山脚下的神社举行。大唐来的道士与倭国的神官一起主持仪式，道士念诵着“蓬莱仙境，福泽海东”的祝词，神官则用汉话祈祷“愿蓬莱山庇佑唐倭百姓”。登山的百姓们看着新立的“蓬莱山”石碑，笑着说：“以前觉得这山高不可攀，现在叫蓬莱山，倒像离大唐的仙境更近了。”
琵琶湖改镜湖后，渔民们的渔船也换了新名号。“镜湖一号”“镜湖二号”的船帆在湖面游弋，渔民们说：“这名字好听，湖里的鱼都该多起来了。”朝廷还在湖边修了唐式亭台，题名为“望海亭”，供游人赏景，很快成了新的名胜。
行政单位改“州”设刺史，更是让地方治理与大唐彻底接轨。首任和州刺史由大唐官员兼任，带着《大唐州县治理法》走马上任，将旧“国”的衙署改造成唐式州府，大堂悬挂“明镜高悬”匾额，断案全用唐律，文书往来用汉文，百姓都说：“这刺史大人，行事和长安来的官一模一样。”
筑州（原筑前国）的变化最显着。刺史到任后，按大唐州城规制拓宽街道，铺设石板路，在城门口设“筑州”牌坊，上书“海疆要地”四个大字。博多湾的唐倭市就设在筑州境内，改名后，唐商们看着文书上的“筑州”字样，笑着说：“这下好了，从登州到筑州，都是‘州’，听着就亲。”
地名唐化带来的归属感，渐渐渗透到百姓的生活里。东瀛京的学子在作文里写“吾家在长安路，东临镜湖，西望蓬莱山”，字里行间已把新地名当作了真正的家园；唐安城的小贩吆喝着“唐安城的米糕，甜过长安的糖”，言语中透着与大唐的亲近。
有个从长安来的商人，初到东瀛京，看着熟悉的“朱雀大街”路牌，听着街上的唐话吆喝，竟一时忘了自己身处海东。“要不是街上的樱花，真以为到了长安的坊市。”他对同行的倭国商人笑道，“连名字都一样，可不就是一家人嘛。”
一年后，大唐户部的《天下州府名录》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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