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八年十二月，西山“观星台”，生命科学研究所。
这个新成立不到两年的研究所，坐落在“观星台”庄园的东南角，是一栋独立的白色三层建筑。与隔壁微观研究所追求洁净无尘不同，这里弥漫着一种特殊的生命气息——消毒药水的味道混杂着培养皿的营养基气味，偶尔还能听到动物房传来的猴啼鸟鸣。
三层最大的阶梯教室内，此刻正进行着一场气氛微妙的学术报告会。台下坐着三十多位研究者，既有白发苍苍的老博物学家，也有刚从理工学院毕业的年轻生物学家。讲台上，站着一位四十五岁、身材瘦削、目光锐利的学者——徐闻礼，帝国理工学院生物学系主任，生命科学研究所的发起人之一。
他身后的黑板上没有复杂的公式，而是贴满了大幅的彩色图板：左上角是地质年代表，标注着从寒武纪到第四纪的地层年代；右侧是一系列化石素描——三叶虫、恐龙骨骼、始祖鸟、剑齿虎；中间则是手绘的“生命树”草图，从底部的简单单细胞生物，向上分支出植物、动物等各个门类，最终在顶端标注着“人类”。
“诸位同仁，”徐闻礼的声音清晰而沉稳，“过去三年，我们研究所联合帝国地质调查局、古生物发掘队、以及远洋科考船，收集了超过八千件化石标本，覆盖从五亿年前到一万年前的地质年代。同时，我们对现存的三千四百种动植物进行了详细的解剖比较和胚胎发育观察。”
他指向地质年代表：“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是：地层越古老，其中的生物形态越简单；地层越年轻，生物形态越复杂，且与现存物种越相似。 寒武纪地层中只有简单的无脊椎动物，志留纪开始出现鱼类，泥盆纪出现两栖类，石炭纪出现爬行类，侏罗纪出现鸟类和哺乳类的祖先……直到最近的地层中，才出现与现代人类骨骼几乎无法区分的化石。”
台下一位白发老学者——前翰林院编修、如今是研究所特邀顾问的李光地——缓缓举手：“徐先生，这只能证明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生物，或许是大洪水、大灾变导致旧物种灭绝，神灵又创造了新物种。这如何能证明……物种是变化而来的？”
徐闻礼微微点头：“李老问到了关键。仅凭化石序列，确实只能证明‘更替’，不能证明‘变化’。所以，请看第二组证据——”
他示意助手切换图板。新的图板上并列展示着十几副马类前肢骨骼的化石素描，从五千多万年前矮小的“始祖马”（四趾），到三千万年前的“中马”（三趾），再到一千多万年前的“草原古马”（单趾但侧趾残留），最后到现代马（完全单趾）。
“这是北美科考队去年带回的完整序列。”徐闻礼用教鞭点着每幅图，“请注意趾骨数量的变化，以及体型、牙齿结构的同步改变。如果它们是神灵分别创造的，为何要创造如此连续、渐变的形态？更合理的解释是：为了适应从丛林到草原的环境变化，马类的祖先在数百万年的漫长岁月中，通过微小的代际变异累积，逐渐演化成了今天的模样。”
他又调出另一组图：几种地雀的喙部形状对比图，分别对应啄食种子、昆虫、仙人掌等不同食性。“这是加拉帕戈斯群岛科考队的发现。相距不过百里的不同岛屿上，同源的地雀因为食物来源不同，喙的形状发生了显着分化。这是正在发生的、我们可以观察到的微小变化。”
李光地眉头紧皱，但不再发问。其他年轻的研究员则眼睛发亮，快速记录。
“第三组证据，来自比较解剖学。”徐闻礼指向一张人体解剖图与蝙蝠、鲸、马、蜥蜴前肢骨骼的对比图，“所有脊椎动物的前肢，骨骼基本结构惊人地相似——肱骨、桡骨、尺骨、腕骨、掌骨、指骨。但功能却千差万别：人手抓握，蝙蝠翅膀飞翔，鲸鳍游泳，马腿奔跑。如果它们是分别独立设计的，为何要用同一套‘蓝图’？更合理的解释是：它们源自一个共同的祖先，在适应不同环境的过程中，骨骼结构被‘改造’成了不同形态。”
“第四组证据，胚胎发育。”投影上出现鱼、蝾螈、龟、鸡、猪、人早期胚胎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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