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巴车在坑坑洼洼的国道上颠簸了四个小时，终于停在保定地区某县医院的门口。
说是县医院，其实只是一栋三层的灰白色楼房，旁边有几排平房。院子里停着几辆破旧的自行车和一辆救护车，车身上的红十字已经褪色。门口挂着的木牌上，“县人民医院”几个字漆皮斑驳。
林念薇提着行李下车，三月县城的寒风迎面扑来，比北京冷得多。她裹紧棉袄，打量着这个将要度过三个月的地方。
“林念薇？”一个四十多岁、穿着白大褂的女医生从楼里走出来，手里拿着名单，“军医学院来的？”
“是。”林念薇上前。
“我是内科的王主任，负责带你们。”王主任打量了她一眼，“跟我来吧，先安顿住宿。”
宿舍在医院后面的一排平房里。房间很小，摆着两张铁架床，一张桌子，两把椅子。窗户玻璃裂了道缝，用胶带粘着。
“条件简陋，将就一下。”王主任说，“和你同屋的是我们医院的护士小张，她上夜班，白天在睡觉，你轻点。”
林念薇放下行李，简单整理床铺。被褥很旧，但洗得很干净。她从行李里拿出怀表，放在枕头边；又拿出沈清晏给的那套银针，小心收好。
“收拾好了就跟我去科室。”王主任在门外说。
内科在一楼，走廊很长，光线昏暗。两边是病房，门开着，能看见里面的病人：有的躺着，有的坐着，大多面色憔悴。空气里弥漫着消毒水和疾病混合的复杂气味。
医生办公室在走廊尽头，只有十几平米，挤着四张桌子。王主任指了指靠窗的一张：“这张桌子你先用。上午查房，下午门诊，晚上写病历。每周值两个夜班，有问题吗？”
“没有。”林念薇说。
“好，换衣服，跟我查房。”
白大褂是医院发的，很旧，袖口磨破了，但洗得发白。林念薇穿上，别好胸牌——上面写着“实习医生 林念薇”。她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深吸一口气。
查房从1床开始。是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肺炎住院一周，还在发烧。
“大妈，今天感觉怎么样？”王主任问。
“还是咳，喘。”老太太说话很费力。
王主任听诊肺部，湿啰音明显。她看了看病历，对林念薇说：“抗生素用了七天，效果不好。你考虑是什么原因？”
林念薇想了想：“可能是耐药菌感染，或者合并其他问题，比如结核。”
“有道理。”王主任点头，“加做个痰培养和结核菌素试验。另外，老太太营养状况差，要加强支持治疗。”
2床是个五十多岁的男性，肝硬化腹水。肚子胀得很大，像扣了个锅。
“尿量多少？”王主任问。
“昨天800ml。”家属回答。
“利尿剂加量。”王主任对林念薇说，“肝硬化腹水要限制钠摄入，但病人不听，偷偷吃咸菜。你得反复交代，直到他记住。”
林念薇在病历上记下。
3床、4床、5床……一上午查了二十多个病人。林念薇跟在王主任身后，认真听，仔细记。她发现，这里的病人和北京不同：病情更重，病程更长，经济条件更差，对医学知识的了解更少。
中午在医院食堂吃饭。饭菜很简单：白菜炖豆腐、馒头、稀饭。王主任和林念薇坐一桌。
“感觉怎么样？”王主任问。
“比我想象的忙。”林念薇实话实说。
“这才刚开始。”王主任笑了，“县级医院就是这样，医生少，病人多，条件差。但最能锻炼人。你在北京学的那些，到这里可能都用不上——因为没设备，没药。”
“那怎么办？”
“想办法。”王主任说，“用有限的资源，解决最大的问题。这是基层医生的基本功。”
下午门诊，林念薇坐在王主任旁边。病人一个接一个，大多是农民，穿着破旧的衣服，带着浓重的口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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