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夏前，虫子们先知道了消息。
不是日历上的节气，是地气里的信号。那种信号很微妙：土壤再松软一分，草叶再舒展一寸，空气里再多一丝甜腻的花粉味。虫子们——那些蛰伏了一冬的，那些刚破卵而出的，那些从别处迁徙来的——便纷纷醒了，动了，开始它们短暂而喧闹的一生。
周凡发现山子水儿对虫子的态度截然不同。山子是“追捕派”，看见什么虫都想抓住，放在手心看，或者关进玻璃瓶里，观察它们怎么爬，怎么飞。水儿则是“观察派”，她很少动手，总是蹲在安全距离外，静静地看，有时候一看就是十几分钟，仿佛在跟虫子进行某种无声的对话。
这两种态度周凡都不干涉。他觉得，孩子与自然的关系，应该由他们自己建立。大人能做的，只是提供机会，解答疑问，以及在必要的时候——比如山子想抓蜜蜂时——及时制止。
认识虫子，从最无害的开始。春天最多的，是瓢虫。圆滚滚的，红底黑点，或者黄底黑点，笨拙地趴在草叶上，稍一受惊，就“装死”，六条腿缩起来，一动不动，等危险过去，才又慢慢爬开。
山子抓了一只七星瓢虫，放在手背上。瓢虫不动，他有点失望：“它死了吗？”
“没死，”周凡说，“它在骗你。你不动，一会儿它就走了。”
果然，过了半分钟，瓢虫试探性地伸出一条腿，又伸出一条，确认安全了，才展开翅膀——原来瓢虫有硬壳，硬壳下面还有一对透明的薄翼——嗡嗡地飞走了。山子看得目瞪口呆：“它会飞！”
“很多虫子都会飞，只是我们没看见。”周凡指着不远处，一只正在采蜜的蜜蜂，“你看蜜蜂，它也有两对翅膀，飞得很快。”
水儿在看蚂蚁。不是一只，是一群。它们排着整齐的队伍，从墙角的洞穴出发，沿着一条看不见的路线，一直延伸到梨树下。有的蚂蚁独自前行，有的两只合作，拖着一片比它们身体大好几倍的花瓣碎屑，摇摇晃晃，但方向明确。
“它们要去哪里？”水儿问。
“回家，”周凡也蹲下来，“蚂蚁是社会性昆虫，有明确的分工。这些是工蚁，负责找食物，搬回巢里，给蚁后和幼蚁吃。”
“蚁后是什么？”
“是蚂蚁的妈妈，一只蚁巢里只有一只蚁后，她负责生孩子。其他蚂蚁都是她的孩子，但只有她能生。”
这个概念对两岁多的孩子来说有点复杂，但水儿好像听懂了。她指着那只最大的、被众蚁簇拥着的蚂蚁：“那是蚁后吗？”
周凡仔细看了看，笑了：“不是，那只是兵蚁，个头大，负责保卫。蚁后很少出巢，她在很深的地下。”
水儿“哦”了一声，继续看。她发现蚂蚁们相遇时，会用触角互相碰碰，像是在打招呼，又像是在交换信息。“它们在说话，”她小声说，“用触角说话。”
这个观察很敏锐。周凡点点头：“对，蚂蚁的触角是它们的鼻子，也是它们的语言器官。它们通过触角的接触，传递信息：哪里有食物，哪里有危险，该往哪里走。”
山子也被吸引过来了。他捡了片树叶，轻轻挡住蚂蚁的路。蚂蚁们立刻乱了，四处乱爬，但很快，有几只蚂蚁爬上树叶，从另一边下来，重新找到路线。更多的蚂蚁则绕过树叶，队伍虽然被打乱了，但目标没变——朝着梨树下的某个点前进。
“它们不笨，”山子得出结论，“知道绕路。”
“蚂蚁很聪明，”周凡说，“科学家做过实验，蚂蚁能找到从巢穴到食物源的最短路径，而且能记住。它们虽然小，但集体的力量很大。”
正说着，一只蜻蜓飞过来，低低地掠过草丛。山子的注意力立刻被吸引了。蜻蜓的翅膀在阳光下是透明的，闪着虹彩，身体修长，像一架微型直升机。它悬停在空中，忽然一个俯冲，再飞起来时，嘴里已经叼着一只小飞虫。
“它在吃饭！”山子惊呼。
“对，蜻蜓是益虫，它吃蚊子、苍蝇和其他小飞虫。”周凡说，“蜻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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