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自己属于“诸夏”（华夏诸侯）。楚庄王问鼎，问的是“天下”之鼎；齐桓公“尊王攘夷”，尊的是“天下”共主的名分，攘的是“天下”之外的夷狄。这种超越具体政权、基于文化认同的共同体意识，是周制留下的最宝贵遗产，让后世无论分裂多久，总有一股向心力，追求“大一统”。
第二剂黏合剂：宗法血缘网络的社会建模。
周人把家族内部的亲属关系（宗法），放大成了国家组织的基本原则。“大宗”与“小宗”，“嫡长”继承，这套规则不仅用于王室和诸侯继统，也深刻影响了整个社会的组织形态。贵族阶层依此分配权力和财产，庶民阶层也或多或少受其影响（如聚族而居）。
它固然导致僵化（如“嫡长子”未必贤能），但它也提供了一种在当时条件下非常有效的社会组织和动员模型。它把政治权力、土地占有、社会地位与血缘身份绑定，形成一张虽然不平等却相对稳定的网络。这张网的观念深入人心，即使后来官僚制兴起，家族、宗族依然是中国社会最基础的单元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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