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深瞳”计划后的工作节奏，并未如王烁预想的那般立刻变得紧张。沈雨说得对，他的角色更接近于“外脑”与“校准器”，大多数时候是通过高度加密的专用信道，审阅一些经过脱敏处理的阶段性分析报告，或在线上会议室里，面对一群匿名的专家代号，回答一些关于“鲲鹏”事件亲历感受的提问。问题往往很具体，甚至有些古怪——“当‘源点’初次被激活时，周遭电子设备的故障是否呈现特定序列？”“你在意识受到冲击时，对时间流速的主观感受与客观记录有多大偏差？”——这让他感觉更像是一个被研究的“特殊样本”，而非顾问。不过，他提供的那些碎片化、带着强烈主观色彩的描述，似乎真的对模型某些参数的设定产生了影响，沈雨反馈说，有几处关键假设因为他的一句话而被修正或加强了验证方向。
这种“双重生活”需要高度的专注和切换能力。白天，他是反诈中心的“林默老师”，耐心给大爷大妈讲解最新骗局；晚上，他可能需要在安全屋内，对着满屏晦涩的公式和图表，努力回忆并描述那种灵魂几乎要被抽离的恐怖体验。两者之间的巨大落差，时常让他产生一种微妙的分裂感，却也让他更加珍惜“林默”这个身份所代表的、触手可及的人间烟火。
这天下午，王烁正在办公室里整理下周要去一所中学宣讲的材料，负责宣传处的李处长敲门进来，脸上带着几分严肃和几分兴奋。
“林老师，忙呢？”
“李处，请坐。”王烁起身倒了杯水。
李处长坐下，搓了搓手：“有个重要任务，想听听你的意见，可能还得请你出大力。”
“您说。”
“是这样，‘鲲鹏’案虽然主犯落网，平台摧毁，但造成的恶劣影响极其深远，涉及面太广了。上头决定，不能只停留在内部通报和有限的新闻报道上，要制作一部具有强烈警示意义的教育纪录片，面向全社会公开播放，特别是要让那些潜在易受害群体、还有那些对新型网络犯罪认识不清的年轻人，真正受到震撼，提高免疫力。”李处长语气郑重，“这部片子，部里很重视，要求必须真实、深刻、有冲击力，但又要注意尺度和负面影响，避免引起恐慌或模仿。拍摄和制作由部里协调专业的团队负责，但内容把控、案例选取、角度把握，需要我们一线人员，尤其是像你这样有深入研究、又接触过大量具体案例的专家来主导。”
王烁心中一动。以官方纪录片的形式，公开“鲲鹏”案的部分真相？这确实是一步大胆而又必要的棋。单纯的文字通报和案情简述，远不及影像的冲击力直观。但如何把握这个“度”，是个巨大的挑战。
“主导谈不上，我可以尽力提供素材和建议。”王烁谨慎地回答，“不过，李处，这个‘真实’的尺度怎么把握？‘鲲鹏’案涉及的某些……技术层面和后果，可能超出了普通公众的理解范畴，甚至有些……”
“有些匪夷所思，不好公开说，对吧？”李处长接话道，压低声音，“放心，核心机密，尤其是涉及……嗯，那些超出常规科学解释的部分，绝对不允许披露。我们的重点，要放在犯罪手法、社会危害、受害者遭遇以及我们公安部门的打击决心和能力上。要突出的是‘人祸’，是犯罪分子的贪婪与疯狂，以及由此带来的真实悲剧。至于他们用了什么邪门的技术实现，可以模糊处理，强调其‘欺诈’和‘危害’本质即可。”
王烁明白了。这部纪录片，将是一个“去神话”、“去玄幻”的版本，将“鲲鹏”拉回到特大高科技诈骗集团、制造社会动荡的犯罪组织的定位上。这确实是面向公众最稳妥、也最能达到警示教育效果的方式。
“我明白了。需要我具体做什么？”
“两件事。”李处长伸出两根手指，“第一，协助筛选和联系部分愿意出镜、且具有代表性的受害者或其家属。他们的亲身讲述，是最有力量的。当然，必须绝对尊重本人意愿，做好心理疏导和保护措施。第二，作为案件深度研究者和反诈专家，在片中需要一些访谈和解读，这部分也需要你参与。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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