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的冬天像一场缓慢的窒息。
进入十二月，气温彻底跌破了零下二十度。街头的积雪被车轮反复碾压，变成了肮脏的冰壳，行人踩上去发出嘎吱嘎吱的碎裂声。商店门口的队伍越排越长，但货架上的东西越来越少——上周还能见到匈牙利罐头，这周只剩下空荡荡的货架和一张手写的告示：“面包明日供应，每人限购500克。”
伊万站在国家银行对面的咖啡馆二楼，手里捧着一杯已经凉掉的黑咖啡，目光透过结霜的玻璃窗，盯着银行门口那块巨大的汇率显示屏。
屏幕还是老式的机械翻牌式，数字由一块块刷着白漆的铁片组成。最上面一行是“官方汇率”，下面依次排列着美元、德国马克、日元、英镑。美元那一栏，铁片显示的数字是：卢布兑1美元。
这个数字已经挂了三个月。
但街对面的黑市贩子们，手里举着的硬纸板上，用粗马克笔写着的数字是：卢布兑1美元。而且每小时都在变——上午还是，中午就有人喊，到了傍晚，伊万亲眼看见一个穿皮夹克的中年男人举起了“”的牌子。
裂痕已经扩大到无法忽视的地步。
“还有四十八小时。”
安德烈的声音从身后传来。他端着两杯新冲的热咖啡走过来，把其中一杯放在伊万面前，自己坐下，从大衣内袋掏出一份折叠的报纸——是今天的《消息报》，头版头条标题触目惊心：“财政部宣布启动汇率市场化改革，新机制将于12月15日生效”。
文章很长，充满了官僚术语和模糊表述，但核心意思很清楚：官方汇率将“逐步调整以反映市场真实需求”，并且“鼓励企业和个人通过正规渠道进行外汇交易”。
“逐步调整？”伊万冷笑，翻开报纸内页，在第三版找到了一篇不起眼的评论文章，作者是列宁格勒大学的一个年轻经济学家，“这篇文章说，所谓的‘逐步调整’，实际上是一次性贬值。因为黑市汇率已经失控，如果不大幅贬值，外汇储备将在三个月内耗尽。”
安德烈凑过来看：“这个经济学家你认识吗？”
“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伊万念出作者名，“就是弗拉基米尔介绍的那个助教。他上周刚在《经济问题》杂志上发了篇长文，预测卢布会在年底前贬值到以上。”
“胆子真大。”安德烈啜了口咖啡，“这种话也敢公开说。”
“他说的是事实。”伊万合上报纸，“而且他说对了。”
两人沉默地坐了一会儿，看着窗外的街景。国家银行门口，几个穿着厚棉袄的工作人员正爬上梯子，开始拆卸那块汇率显示屏——不是要换数字，而是要整个拆掉。机械铁片被一块块取下，露出后面斑驳的墙面。
“旧时代结束了。”安德烈轻声说。
“新时代会更糟吗？”伊万问。
“不知道。但至少，”安德烈看向伊万，“我们手里有筹码。”
十二月十四日，深夜。
莫斯科郊外的一处仓库区，伊万站在冻得硬邦邦的水泥空地上，看着眼前堆积如山的货物。左边是两千立方米红松原木，粗大的树干在探照灯下泛着暗红色的光泽，树皮上的霜花闪闪发光。右边是五十吨电解铜板，整齐地码放在木托盘上，金属表面在低温下凝结着一层白霜。中间是二十桶保加利亚玫瑰精油，铁桶上印着褪色的保加利亚文标签。
这些都是过去三个月，用八百万卢布贷款换来的实物资产。
“木材明天凌晨装车，”瓦西里将军的侄子——一个三十出头、穿着铁路制服的男人——搓着手走过来，呼出的白气在冷空气中凝成一团，“车皮已经调度好了，二十五节，直达绥芬河。边境那边……”
“边境那边打点好了。”伊万递过去一个牛皮纸信封，很厚，“这是尾款。按约定，木材到满洲里后，再付百分之二十。”
男人接过信封，捏了捏厚度，满意地点头：“放心，这条线我跑了三年，从来没出过问题。”他顿了顿，压低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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