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
章泽楠心里特别的担心，下意识的觉得章龙象跟我私下谈话，绝对不会说什么好话，还是想跟过来听听章龙象会对我说什么话。
但她看到我坚持的样子，又有些犹豫。
这个时候，我又对小姨说道：“就当是我求你。”
在听到这话之后。
章泽楠心里一颤，终于停了下来，但不放心的叮嘱我说道：“有什么事情你别太冲动知道吗？”
“嗯，知道。”
我点了点头。
接着跟着还穿着亚麻睡衣的章龙象出了房间，一路向书房走去，也是在这......
我回到安全屋已是深夜。窗外秋风卷着枯叶拍打玻璃，像某种执拗的叩问。我把那枚纪念章放在桌上，金箔在台灯下泛着温润却不刺眼的光，仿佛终于洗去了三十年的尘垢。它不该被锁进抽屉，也不该供在案头??它是火种，是信物，更是战书。
张景军坐在角落抽烟，烟灰积了很长一截也没弹。他盯着白板上新添的名字：**周培元**，三个字被红笔重重圈起，旁边贴满了剪报与履历复印件。这位曾被视为“改革先锋”的老领导，如今成了沉默链条的最后一环。可我知道，他也不是终点。
“你有没有想过，”他忽然开口，声音沙哑，“为什么偏偏是你父亲守住了底线？那么多工程师，那么多知情者，为何只有他不肯签字、不愿闭嘴？”
我望着墙上的合影，七个人并肩而立，年轻的父亲站在正中，眼神明亮如炬。我轻声说：“因为他不是为了仕途活着的人。他修的是路，建的是楼，但心里装着的是人命。”
张景军掐灭烟头，低声道：“可代价太大了。肺尘病，禁足令，名誉扫地……连儿子长大后都不敢提他的名字。”
“所以他把日志藏进了阁楼。”我接过话，“他知道总有一天，我会回来。他也知道，只要证据还在，真相就还能站起来走路。”
我们沉默良久。房间里只剩下钟表滴答作响，像是时间本身在倒数。
第二天清晨，我接到章泽楠电话：“教育部有个内部消息??‘启明星计划’不会取消，但会重组评审委员会。陈国栋彻底出局，取而代之的，是一位退休返聘的老教授，叫沈明远。”
我心头一震。
沈明远，八十年代首批公派留学归国的土木工程专家，九十年代因反对某项高架桥项目强拆民房而遭排挤，提前退休，此后二十年专注编写《城市公共工程伦理导则》，被誉为“体制内的良心”。他曾公开批评过林振邦的学术立场，称其“用技术中立掩盖道德失职”。
“他是可信的吗？”我问。
“比可信更重要，”章泽楠语气凝重，“他是你父亲当年最敬重的前辈。他们在亚运村项目上有过合作。据说，你父亲最后一次递交申诉材料时，寄出的收件人就是他。”
我闭上眼，胸口一阵发烫。
命运的齿轮终于开始逆转。那些曾被压制的声音，正在以另一种方式归来。
下午三点，我收到一封加密邮件。发件人署名：**.**，附件是一段视频文件，标题为《最后的证言》。
点开后，画面晃动，背景似乎是医院病房。一位头发花白、戴着呼吸面罩的老人艰难地睁开眼，嘴唇微颤。镜头拉近，我认出了那张脸??**李德海的哥哥，李德全**。
“我是京建七队的前任队长。”他喘息着，每一个字都像是从肺里挤出来，“1987年西直门事故前一周，我向上级提交了三次停工申请。没人理我。最后一次，我把报告亲手交到市建委办公室，接待我的干部笑着说：‘老李啊，工期赶不上亚运会开幕式，谁担得起这个责任？’”
他顿了顿，眼中涌出泪水。
“我知道要出事。可我不敢抗命。我有五个孩子要养，老婆刚做完手术……我只能签字同意继续施工。那天晚上，我喝了一整瓶白酒，跪在院子里磕头，求老天爷放过他们……可第二天早上，还是传来了塌方的消息。”
画面外有人低声劝他别说了，但他摇头坚持：
“林远舟是唯一一个敢站出来的人。他来找我，要我一起联名举报。我说我不敢。他就一个人去了。后来听说他在火车站被抓，资料全被没收……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就是没跟他一起走那一步。”
他抬起枯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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