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河上的官船缓缓北行，两岸杨柳新绿，正是江南最好的时节。但沈墨无心赏景，他站在船头，手中握着刚接到的密报。
是观墨从澎湖发来的。信中说，荷兰人的巡逻船最近频繁出现在澎湖外围，但始终保持距离，似乎在观察、试探。鹿耳门那边，林阿火等人已与当地渔民建立联系，正在暗中组织反抗力量。信末还有一句：“红毛人在台强征粮秣，百姓怨声载道，反抗之心日炽。然若朝廷无明确旨意，恐难持久。”
沈墨将信纸折起，在烛火上点燃。纸灰飘落运河，随波逐流。
“督师，前面快到扬州了，是否靠岸补给？”亲卫队长沈忠问道。
“不必，直接过。”沈墨望着远处烟雨朦胧的城廓，“扬州繁华，与我何干？”
他转身回到舱内。桌案上摊着东南各省的粮赋册、兵员册、海防图，还有几十封各地官员的来信——有支持他的，有委婉劝他“适可而止”的，也有直言弹劾的。这些信他大多没回，但每一封都读过。
最刺眼的是福建巡抚李怀义的信。这位封疆大吏在信中大谈“海疆安宁来之不易”，暗示沈墨“勿为一时之功，坏百年之好”。言下之意，台湾可以放弃，只要红毛人不骚扰福建沿海就行。
沈墨提起笔，想写回信驳斥，但最终还是放下。
到了京城，要面对的不是一两个李怀义，而是整个官僚体系的惰性、短视和私心。他们坐在京城的暖阁里，算的是今年的赋税、明年的考绩、后年的升迁。台湾？那太远了，远到不值得他们费心。
除非……能让台湾的事，变成他们切身相关的事。
沈墨忽然有了个念头。他铺开新纸，开始起草一份奏疏的草稿。不是为面圣准备的，而是给另一个人看的——司礼监掌印太监王体乾。
这位内廷大珰虽然名声不佳，但在皇上病重期间，实际掌控着奏疏的通达和圣旨的拟发。若能说动他，事情或许有转机。
但该怎么打动一个太监？钱财？王体乾不缺。权力？他已经位极人臣。名声？太监最不在乎的就是名声。
沈墨思索良久，笔尖终于落下。
“东南海疆，非止台湾一岛。红毛人据台，实为窥伺闽浙富庶之地。今朝廷若示弱，红毛必得寸进尺，他日战火烧至江南，漕运断绝，税赋无着，京师震动……届时，何人可担其责？”
他把台湾之事，和漕运、赋税、京师安危联系起来。这才是王体乾这种内廷大珰真正关心的——不是边疆得失，而是京城安稳，是他自己的权位稳固。
写罢，沈墨将草稿收起。这份奏书他会在进京后找机会递上去，但不能用自己的名义，得通过某个与王体乾关系密切的官员转呈。
官船穿过扬州水门，两岸市井喧嚣传来。丝竹声、叫卖声、画舫上的嬉笑声……好一派太平景象。
沈墨闭上眼睛。他知道，这太平之下，暗流汹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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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师，东厂胡同深处的一处宅邸。
虽然是太监的外宅，但装饰得比许多公侯府第还要奢华。太湖石的假山、引自玉泉山的活水、江南运来的奇花异草，还有那些屏风后隐约可见的窈窕身影。
王体乾穿着常服，靠在铺着貂皮的躺椅上，手里把玩着一块和田玉雕的貔貅。他年过五十，面白无须，一双眼睛细长，看人时总带着三分审视、七分算计。
“沈墨到哪里了？”他问。
垂手侍立的小太监恭声道：“回干爹，昨天过了淮安，按行程，再有七八日就该到通州了。”
“路上可有什么动静？”
“安静得很。沈督师一路未曾靠岸，也没有接见地方官员。不过……”小太监顿了顿，“扬州盐商邱家派人送了份厚礼到船上，被原封不动退了回来。”
王体乾嘴角微扬。“这个沈墨，倒是清高。”
“干爹，沈墨这次进京，朝中几位阁老都不太高兴。方首辅那边已经放出话来，说沈墨‘好大喜功，劳民伤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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