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伦先生的治疗渐入佳境，头痛发作频率和强度持续下降，他对张景的信任与日俱增，甚至开始对中医理论产生兴趣，不时会问些关于“气”、“阴阳”的问题。
徐嘉怡的精准“转译”和专业协助，使得与布朗博士团队的沟通也变得顺畅起来。一切似乎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然而，就在张景专注于国际诊疗之时，明德堂内部，一场因快速发展而必然产生的矛盾，悄然酝酿并爆发了。
矛盾的源头，正是刚刚加入、并迅速得到重用的徐嘉怡，以及她所带来的新理念和工作方式。
明德堂这边，第三期孵化计划的学员已经入学。这一期生源质量极高，其中不乏一些已经小有名气、有着自己固定思维模式和诊疗习惯的年轻中医。
他们怀着对张景的崇拜和对“明德”品牌的向往而来，期望学到真本事。
徐嘉怡受张景委托，在协助完成格伦先生的病例之余，也开始参与孵化计划的教学工作，主要负责“中医国际化表达”和“现代科研入门”两个新设的短期模块。
问题就出在这里。
这些学员，尤其是最早加入、自认是“明德元老”的第一二期留校助教（如那位曾被张景折服的秦波），以及一些习惯了传统师承教学方式的老学员，对徐嘉怡的那一套“海派”作风很不感冒。
在一堂关于“如何向国际期刊提交病例报告”的课上，徐嘉怡强调病例描述的标准化、客观化，要求使用规范的医学术语，尽量减少“头晕目眩”、“腰膝酸软”这类模糊的主观描述，代之以更具体的行为学观察或评分量表。
“徐老师，”秦波忍不住举手，语气带着明显的质疑，“中医诊断讲究‘司外揣内’，很多精微的辨证信息就蕴含在这些主观感受里。全都标准化了，还是中医吗？会不会失去灵魂？”
徐嘉怡耐心解释：“标准化不是为了抛弃中医思维，而是为了建立沟通的桥梁。让看不懂‘肝阳上亢’的评审，
能通过‘血压测量值、焦虑量表评分、睡眠日志记录’这些客观指标，理解患者所处的状态，进而认可‘平肝潜阳’治疗后的改善。这是让世界认识中医价值的必要步骤。”
但秦波和一些学员显然不服气，认为这是向西医妥协，是“削足适履”。
另一场冲突发生在临床带教中。一位学员接诊了一位失眠患者，辨证为“心肾不交”，用了黄连阿胶汤。
徐嘉怡在旁观摩后建议：“这个病例很好。下次复诊，我们是否可以尝试用量表（如PSQI睡眠质量指数）量化一下患者入睡时间、醒来次数等指标？这样疗效更直观，也便于以后总结。”
那位学员还没说话，旁边一位第一期留校的助教就嗤笑道：“徐老师，咱们中医看病，啥时候还得靠填表了？老师傅望闻问切不比那冷冰冰的表格准？搞这些花架子，还不是为了发文章好看？”
这些话或多或少传到了徐嘉怡耳中。她虽然专业干练，但毕竟刚回国，一腔热情却遭到如此抵触，心中不免委屈和沮丧，工作效率也受到了影响。
桂翠察觉到了这股暗流，试图调和，但收效甚微。
黄彪则是老派思想，虽然认可徐嘉怡的能力，但内心也觉得她有些地方“太洋气”，不太合脾胃，劝说的话不痛不痒。
矛盾终于在一次病例讨论会上激化了。
徐嘉怡在分析一个疑难病例时，引用了几篇国外期刊上关于“肠脑轴”与抑郁症关系的最新研究，来佐证她提出的“从脾胃论治”的思路。
秦波当即反驳：“中医调理脾胃治疗情志病，自古有之，《内经》就有‘胃不和则卧不安’的论述，道理精深莫测。
何必非要扯上外国人的什么‘肠脑轴’来证明？显得我们自己的理论站不住脚吗？这是文化不自信！”
徐嘉怡也来了火气，据理力争：“引用现代研究不是不自信，而是为了让我们的古老智慧更容易被现代人、被国际社会理解和接受！
这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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