沂蒙红嫂纪念馆的接待室简洁而肃穆。白墙上挂着几幅放大的红嫂历史照片和毛主席题词“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复制件,木质长桌擦得一尘不染,阳光透过洁净的玻璃窗洒进来,给室内镀上一层温暖的淡金色。
陈砚和王秀兰相对而坐。那本《沂蒙红嫂史料汇编》摊开在桌上,正翻到李秀莲的章节。陈砚的指尖缓缓滑过一行行铅字,当读到“1943年春,……伤员伤口感染,高烧昏迷。李秀莲毅然以自身乳汁喂养,补充其体力……”以及后面记述的“将自家口粮尽数省下,掺和野菜、草根,优先保证伤员营养,自身与家人长期处于半饥饿状态……”时,他的手指不由自主地微微颤抖起来。
这些文字不再是遥远模糊的概念,它们与清苑的记忆产生了奇妙的共鸣。他的眼前仿佛同时浮现出两个画面:一个是野人山滂沱大雨中,陈铭和战友们围护着奄奄一息的同伴,用体温相互取暖,将最后一口炒面让给伤员,眼神里是绝境中不肯熄灭的坚守之火;另一个是沂蒙山区破旧的农舍里,李秀莲在昏暗的油灯下,小心翼翼地将珍贵的乳汁喂给昏迷的年轻战士,自己却因饥饿和劳累,面容憔悴,眼神却温柔而坚定。
“无论在最前线厮杀的远征军将士,还是在最后方支援的普通群众,”陈砚抬起头,声音低沉却清晰,像是在对王秀兰说,也像是在对自己确认,“当他们面临绝境,需要为战友、为同志、为那些保卫家园的人付出时,那种超越个体生死、超越物质匮乏的选择,那种源自血脉深处的善良和勇气,本质上是相通的。英雄的初心,都是为了守护,都是为了胜利。”
王秀兰深深点头,眼中流露出理解和赞许。她轻轻翻动书页,指向一段补充的注释性文字:“陈老师,您看这里。我们馆在后期走访李秀莲后人时,根据李秀莲孙女李红提供的零星日记内容,补充了一个细节。日记中提到,那把军号并非无名之物。它是1943年秋天,一位途经沂蒙、前往上级机关报到的八路军干部赠予李秀莲的。那位干部自称是从南边很远的地方回来的,经历过极其艰苦的战斗。他说……”
王秀兰扶了扶眼镜,尽量还原日记中那朴实甚至有些断续的描述:“他说:‘这号,跟着我们走过死人堆,爬过不见天日的野林子(注:疑似指野人山),吹响它,兄弟们就知道往哪儿冲,就知道不能退。现在我把它留给你,留给咱们沂蒙的红嫂。要是遇到难处,或是想给乡亲们鼓劲,就吹吹它。它的声音,能聚人心,能赶走晦气。’”
野人山!
这两个字像一道闪电,瞬间劈开了陈砚脑海中的迷雾。他几乎是不假思索地,立刻从随身背包的内层,取出了那个用透明文件袋仔细保护的陈铭日记复印件。手指因为激动而有些发颤,他快速翻动着,目光急切地搜寻着那个早已熟记于心的段落。
找到了!
“1943年8月,奉命北返,途径鲁中沂蒙山区。此地群众基础极好,妇女组织尤为得力,感人至深。遇一李姓妇救会长,率众日夜赶制军需,护理伤员,事迹可歌可泣。临别之际,无以为敬,唯将随身携带、历经生死之军号相赠,望其精神亦能鼓舞此地坚持斗争之乡亲。此号随我自滇缅血火而出,今托付于沂蒙红嫂之手,愿其声不息,其魂永驻。”
陈砚将日记复印件推到王秀兰面前,指尖重重地点在那段文字上。王秀兰立刻凑近细看,她的呼吸明显急促起来,目光在陈铭的钢笔字迹和李秀莲日记的补充描述之间来回移动。
“时间吻合,都是1943年秋。”
“地点吻合,鲁中沂蒙山区。”
“人物特征吻合,从南边(滇缅)返回的八路军干部。”
“赠号缘由吻合,感佩红嫂贡献,以号相赠,鼓舞士气。”
“最关键的,”陈砚的声音因激动而微微发颤,“‘历经生死之军号’、‘自滇缅血火而出’,与李秀莲日记中‘走过死人堆,爬过不见天日的野林子’的描述,指向的是同一个地方——野人山!赠号的干部,极大概率就是陈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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